经常在知乎上看到“要是李世民穿越鸦片战争会怎样”“要是朱元璋看到庚子赔款会怎样”的话题,下面则往往是前后千里旌鼓相望的盐选专栏。和盐酸聊天谈到相关话题的时候,我经常会武断地说“清朝的统治已经烂到根子里了,绝对没有取胜的可能性,这不是换一个皇帝或者造几艘军舰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今天姑且想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讲讲,讨论为什么鸦片战争清朝为什么绝对不可能取胜,以及支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为什么必然走向失败。
明清话题一直是一个黄汉、满仪、伪史论团建的重灾区。这一现象其实相当符合我们目前的伪史论发展趋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地位在持续上升,旧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瓦解,中国需要相应的文化和历史叙事来凝聚自己的自信。但是自信怎么树立?官方的宣传机器,就其实际效果来看相当孱弱,于是便产生了广大的蓝海供民间伪史论滋长。人们需要文化自信,而伪史论者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方法是树立一个二元对立的他者,即中外对立。天朝现在强大,所以天朝必然具有十足优越性、外夷难望其项背,因此过去鸦片战争受辱就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但是1840年的惨败以及此后的百年近代史又是实际存在的事实。这其中必定出了什么岔子。伪史论者解决岔子的方法是竖立一个靶子,这个靶子先是洋人,再是满人。于是我们能看到如下论调,从“英国人能胜利都是偷了中国的永乐大典,明朝科技领先世界一万年”到”都是满人干的,如果是一个汉人政权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讨论伪史论的发展脉络。对伪史论的反驳相当轻松,毕竟太阳不是鸡叫出来的。但是这里显然引出了一种人们在解释历史时暴露出的心理,即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压缩成了对某个群体的归罪,而找到一个可以归罪的对象就完成了解释历史。
这种简单思路同样存在于对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中。一种常见的民间说法是,清朝有八十万陆军,哪怕吐口口水也能淹死英国人。因此在这种叙述中,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汉奸;忠臣受了排挤,汉奸出卖国家,于是战争失败。对失败原因的追究,由此从一套制度、一个国家乃至一整个体系,转移到了几个具体的人身上。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鸦片战争天朝丧权辱国也是琦善一个人卖国导致的。中国近代史的所有问题因此也就被揉成一个忠奸判断,事件本身反而被略过去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林则徐。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林则徐本人究竟如何,只打算讨论民间对林则徐的论调。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不厌其烦地强调:如果道光皇帝能够始终信任并重用林则徐,清朝就一定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的失败,应当归咎于琦善等一批毫无民族自尊心的卖国贼,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云云。这种说法不仅在民间相当流行(具体来讲,是我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老师),甚至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官方的宣传口径。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不仅在于其背后扁平化的历史认知,更在于它隐隐带有为道光皇帝乃至清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开脱责任的意味。
清朝为什么失败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这一话题如此宏大,即使调集全国所有近代史学者,同心合力、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在一部专著中完整解释清朝走向失败的全过程,而相关研究本就浩如烟海。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把这个问题完全解释清楚,但可以尝试寻找一些小的切口,比如晚清政府的军事状况,让读者认识清朝失败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尝试说明这一侧面的失败为什么具有必然性。如果能通过更加具体的例子,让读者理解中学教科书所概括的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变革过程,明白清朝面临的问题无法仅靠引进几门克虏伯大炮或几艘伏尔铿船厂建造的铁甲舰来解决,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选择的切入点是清朝的军制。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总共有八十万陆军,其中大约二十万是旗兵,六十万是绿营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与之相应的,英国的总兵力大约只有二十万,其中十四万正规军,六万国民军。中英远隔万里,英国还有广阔的殖民地事务,因此英军自然不能全数派往中国。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大约是七千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110.鸦片战争后期增加至约两万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0。
从纸面上看,清朝相比英国虽然说有着装备的劣势(这个有空以后再说),但是一方面人数占尽优势,另一方面以逸待劳本土作战,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占据有利地位。但是战争的实际情况似乎恰好相反。英军转进如风,清军则始终疲于奔命战意全无。为什么呢?让我们从清军的编制入手。
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其中八旗又可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共约10万人,驻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防亦约10万人,分四类而散布全国。第一为保卫龙兴之地,驻扎在东北三将军辖地。第二为拱卫京师,辖于察哈尔、热河两都统与密云、山海关两副都统。其三为西北戍边,驻扎于乌利雅苏台、绥远、伊犁等地。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监视内地各行省,领广州、福州、杭州、江宁、荆州、成都、西安、宁夏八将军和京口、乍浦、青州、凉州四副都统。
清军的主体为绿营,大多部署于各个行省。除总督、巡抚自率的各标外,一省军事体制分提、镇、协、 营四级,以营为基本单位。绿营体制大致如图

由图可见,绿营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以下又分汛塘哨卡,层层分驻。一个营的兵,往往散在许多地方,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分别看守城门、仓库、监狱,巡查道路,押解钱粮人犯,缉捕盗匪,承办地方官交付的各种差使。绿营是朝廷的正规军,却长期承担着大量警察和衙役的事务。以守卫吴淞口的吴淞营为例,千余名官兵中,驻守西炮台的约二百人,其余分布于县城及三十五处汛地,防守范围涉及宝山县大部和嘉定县一部分。朝廷设置这个营,既要它守海口,也要它照管这一大片地方。当地出了盗案,不能等英国人走了再办;钱粮人犯须得押解,也不能因为海防吃紧便自行前往。虽然名为国家军队,实际上简直成了某种公差杂役。
这种部署与清朝的统治需要十分相称。大清承平日久,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上一场战争时是道光初年的张格尔叛乱,对外征讨则可上溯至乾隆年间,因此并无大规模用兵需要。对地方官而言,士兵散在各处,随时可以调用,远比集中在大营里方便;对朝廷而言,既可以控制地方,也可以防备军队自己生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防,使无照顾不及之虞。兵要能管住百姓,又不能强到自己不好管,二者兼顾,才算制度周密。至于军队集中训练、协同作战的需要,便须服从这份周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朝廷要防备的事情实在很多。兵制经过长期运转,日常差务越来越繁,部队也越来越分散。地方便利了,出征作战就难了。清朝平定张格尔叛乱用了七年,而鸦片战争更是一败涂地。
再看军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下令,以现有丁册为定额,后来新增的人丁不再加征丁银,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地,将已经固定的丁银摊入田亩征收。新增人口从此不再承担丁税,朝廷依土地征钱税。经过这些调整,地丁钱粮形成了一套定额化的征收制度。它是清朝正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增长主要依靠报垦升科等办法,并不会随着人口增加、商业扩大和物价上涨自动增长。圣祖留下的仁政成为祖宗成法,朝廷则习惯于以既定收入安排既定开支。就其初心而言,这一制度可谓是相当的仁政,但是显然我们的皇帝并不怎么了解经济学的运行。
康雍乾三朝,人口增加,市场扩大,粮食、布匹、房屋、燃料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海外白银通过贸易流入,国内制钱的铸造和流通同样扩大,商品与货币的供求不断变化,十八世纪的物价出现了长期上涨。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康熙四十六年旱灾以前,米价每升七文;雍正、乾隆初年,每升十余文;乾隆五十年大旱,曾涨到五十六七文,此后平常年份也要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上涨的已经包括常价。按银计算,乾隆年间的官员同样注意到粮价较康熙、雍正时显著提高。税收和兵饷以银两定额,采购粮食、布匹和其他物资却须照市价支付,同样数目的银子,所能购买的东西减少了。
然而,清军普通士兵的饷银,却长期没有随生活费用得到相应提高。绿营马兵每月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另给口粮三斗。1838年,林则徐估计,普通人一日饮食所需,大约银四五分,一年便是十五至十八两;一日有银一钱,生活才比较宽裕。兵丁有饷有米,养活本人尚可,仰事俯畜便显得局促。他们有父母,有妻儿,家庭的开销不会因为丈夫补了兵缺就只剩一张嘴。军饷里还要承受各项扣除和摊派,军装器械、公用杂费,乃至官弁自己的应酬,都可能被分摊下来。朝廷核定的是饷额,兵丁领到的是扣除以后的余数。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大员们的日常教会;到了要求兵丁效命的时候,大员们的话又变成了孝悌忠信仁义廉礼,可惜无耻。
收入不足,士兵就须另谋生计。种田、帮工、做小生意,占去了操练以外的时间。当营生与值班操练冲突,还会雇人顶替。根据清朝兵制,一补兵缺则固定为兵,然而当兵却未必成为他们投入最多精力的职业。分散驻扎、携眷居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们很容易兼操别业。甚至,还有一些人利用巡查、缉捕的权力敲诈勒索,或与走私、赌博等勾结,官兵的生计又和地方陋规缠在一起。官府要他们承办差使,军官要他们服从管束,一家老小要他们拿钱回家,训练便在这些事务之间腾挪。朝廷的要求倒始终齐全:平时不许扰民,不许废操,战时还须奋勇争先。钱粮照旧,差务照旧,积弊照旧,遇敌以后再痛斥一番将弁无能、兵丁怯懦,整顿军纪的谕旨也就有了着落。
到了鸦片战争,这套军队日常怎样维持的问题,便直接变成了战时能够调走多少兵的问题。各营都有自己的守地和差务,外敌来犯,地方上的治安、征粮、押解、守仓、守狱仍须有人承办。局势越紧张,官员越怕内部乘机生事,越不肯撤空原来的驻防。1841年,骆秉章便在奏折中提醒朝廷,兵员已经抽调,留守人数减少,倘有不逞之徒乘机滋事,内地亦属可虞。朝廷面对的选择十分具体:前线要添兵,地方官也要留兵;调走一个营,便须另找人承担这个营原来的事务。各省因此只能从不同标营、不同汛地零星抽取。地方官反复强调无兵可调,背后有一整套日常统治事务支撑,并非一句贪生怕死便能解释。
山东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1842年初,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巡防盗贼、护卫商旅、催趱粮船、递解饷鞘人犯,处处都要用兵。该省调到沿海防守的只有三千余人,约占额兵六分之一,却已经在沿海尚形单薄,在腹地已涉空虚。他因此要求撤回部分防兵,补充内地差遣。其他省份也有各自不能轻易撤除的防务。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山西、甘肃等省,驻军兼有控制边疆和各族聚居地区、镇压内部反抗的任务。按茅海建的统计,甘肃兵额近七万,抽调三千七百;云南兵额约四万,抽调五百。数字悬殊,可见一斑
新疆的兵力同样不能当作随时可以东调的余兵。鸦片战争以前十余年,清廷刚经历张格尔之乱。1826年,张格尔相继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清廷从各处调集大军入疆,直到1828年才将他擒获。战事结束以后,朝廷仍须增加驻防、整顿边卡。以阿克苏为例,经过增兵和归并,新旧防兵共二千二百余人,扣除守卡和各种差遣,可供操练的约一千三百人。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又在浩罕支持下入扰,边衅依旧。新疆驻军负有守城、守卡、巡边和维持当地统治的任务,因此无法调动。更重要的是,张格尔之役还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军费。魏源记载,此役用兵三万六千余,耗银千余万两。按当时每年正式银收入约四千余万两计算,一次西北用兵的费用便相当于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常年俸饷、河工、驿站、赈济等开支仍须照付。军队已经列在国家兵额之内,出征仍要另花一大笔钱:整顿行装要钱,途中粮食要钱,雇用车船夫马要钱,抵达前线以后又有增加的口粮、盐菜和其他费用。兵调得越远,驻扎得越久,费用越大。道光朝反复强调节用,有这种财政压力在。皇帝即使日日克勤克俭,也无法省掉几十万人的日常供养,更不能把长途运兵所需的粮草夫马一并省去。于是朝廷一面要各省严防,一面又怕糜饷劳师;战局稍缓,撤兵便成了最容易实行的节省办法。
抽调出来的官兵,还须重新组织。各处留下一部分,抽走一部分,原有建制不能完整出征,前线得到的便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标营的部队。龙汝霖后来批评旧营制,便说零星抽拨以后,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识,阵伍散漫,心志猜离。军队长期没有集中生活、共同训练的基础,出征以后却被要求立即服从新的统辖,彼此掩护、进退配合。这曾是我们对宋朝军事失败的归因之一,而宋朝人做不到的事情清朝人同样做不到。
调兵速度又使困难加深。按照清朝的运输速度,邻省援军抵达往往需要三四十天,横跨数省则须两三个月甚至更久,这还只是命令下达不计算军队集结补给辎重运输。那么前线战报呢?伦敦知道舟山前线战报只需三天,而清廷最快的八百里加急来回也要一个月有余。部队远道抵达以后,还须休整、熟悉地形和安排作战,但是部分出于主帅无能,部分处于时局紧迫,这样的任务往往没有办法完成,这一部分的主要例子是镇海战役。因此,所谓本土作战、以逸待劳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英军的舰船则同时承担作战和运输,可以沿海转移兵力,选择进攻地点。清军调来的援兵先须分守各处海口,每一处都有人要求增兵,每一处也都拿得出必须防守的理由。若集中于一地,其他海口便可能遭到攻击;若闻警以后再调,援军又往往赶不上战局变化。裕谦在奏折中已经指出,英军朝东暮西,等到清军水陆奔驰赶到,敌人又已转向别处,结果只是疲于奔命。英军由此能够反复集中其有限兵力,清军却将大量力量消耗在分防和增援之中。
清朝的兵制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即使只从军事角度讨论,我们也还有军事装备、军事决策等诸多方面话题。但是这样就太长了。不过,如果之打算讨论为什么鸦片战争清朝必然战败,也许对兵制单方面的讨论,作为一个侧面来反映全局已经足够。清朝失败是必然的,那么王朝呢?为什么统治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必然失败,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